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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法官具備法律專業知識嗎
發布時間:2022-03-08 14:15 星期二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網

□ 郝鐵川

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中華法系研究》一書中提出,中國古代的法典是法家化的法典,但中國古代的法官就其總體而言,卻是儒家化的法官。即審理案件的官員絕大多數人缺乏專業法律知識。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觀點,可從有關史料中得到答案。

第一,律博士到元代之后便不再設置。根據李教授的闡述,隨著儒學獨尊地位的鞏固,大約東漢中期以后,社會逐漸形成了重經卑律的風氣,律令之學逐漸沒落。曹魏明帝時,衛覬提出置律博士的建議,被朝廷采納。歷代因之。隋初在大理寺設從九品律博士8人,明法20人,但在隋文帝開皇五年被廢。唐代自玄宗以后一直在國子監下設律博士,學生員額為50名,招收對象是年齡在18歲以上25歲以下的八品九品官員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主要是為了培養具有律學知識的普通文官。到了宋代,亦設律博士掌法律教授,律學沒有定員,招收的對象是官員和舉人。其表明官員或至少是已經科舉考試通過者,再來學習律學。到了南宋,律博士和律學教育走向衰微。到元代以后,律博士便不再設置。

第二,唐宋科舉中的明法科僅是選拔低級法律專業技術人員的渠道。明法科是唐代常舉六科之一??荚噧热葜饕强疾鞈囌邔β?、令等成文法的記憶和理解。北宋明法科亦是科舉諸科舉之一,神宗時期鑒于明法科選拔之人“徒誦其文,罕通者”,廢舊科明法,設新科明法。南宋高宗時期科舉注重經義,廢除了新科明法。唐宋時期的明法科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從考試內容上來看,明法科從不用試經,到明法通經受到鼓勵,再到明法必須通經,甚至試經之比重超過試律。這反映了朝廷對“法吏通經”要求的逐步提高。也就是說,在如何養成專業司法人才這個問題上,“經”較之于“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如同司馬光在反對設立明法科時所講:“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煉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常育人才、敦厚風俗也(司馬光:《起請科場札子》,載《傳家集》卷54“章奏”)?!倍菓鞣圃囍说那巴静皇呛芾硐?,為人所輕視。由明法科出身者,難以升遷高官、青史留名,只是選拔低級法律專業技術人員的渠道。在此背景下,律學被視為小道,明法科被視為下科。

第三,在唐朝對進士的關試中,法律技能考試方式不切合判案實際,唐朝表面看比較重視普通官員的法律素養。這體現在科舉及第者吏部關試(釋褐試)中的“試判兩節”和以“身言書判”為核心的官員銓選過程中的“試判兩道”上。

第四,宋朝是我國歷史上唯一重視官員法律技能的朝代。主要表現在:在吏部主持的關試或銓試中,唐代的擬判變成了宋代注重實際的斷案;官員選拔中,唐代對明經通法的優惠政策變成了宋代法律考試的制度性規定。在皇帝提倡,尤其是把習律與做官在制度上緊密聯系起來之后,北宋出現了“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的局面,法律成為北宋一般文官的必備知識和基本素質(葉煒:《論魏晉至宋律學的興衰及其社會政治原因》,載于《史學月刊》2006年第5期)。宋代士大夫成為通經術、明吏事、曉法律的綜合性人才。

第五,明代科舉考試內容和形式的變化。明朝科舉考試取消了明法科,統一為進士科,且專取四書五經命題考試,應試者只能根據程朱注疏發揮,不許有獨立見解??婆e考試的文體以八股文為準,嚴格規定每篇文章須按照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這種格式來寫。

第六,清代科舉制度基本沿襲明代,對法律技能考試亦不重視。清科舉考試中雖有“判”之一目,但這類科舉考試中的“判”,并非假設一項事實,使考生加以分析,并依據法律作判決,而是以《大清律例》的門目為題,聽任考生揣摩其義,然后自行擬定一事,加以判斷,不需要引用條文做成具體判決。所以,考生只要沒有猜錯題意,便可作答,無需更多的法律知識(張偉仁:《清代的法學教育》,載《魔鏡——法學教育論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頁)。就連這一點,在乾隆之后的科舉考試中,“判”也被廢了,在律學被視為“小道”的社會氛圍中,科舉中又無此項內容,盡管朝廷希望在職官員能略通律學,事實上絕無此種可能(李啟成:《中國法律史講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26-228頁)。

因此,李啟成先生認為,明清兩代官員或因滿人身份,或因科舉中第,或因恩蔭捐納軍功等入仕任職,事先可能大多數人都沒受過律學教育。他們的具體律學知識,多是通過在職歷練而獲得。這種歷練隨人際遇不同,效果亦因之而異,沒能成為一種制度,不能保證所有的司法官員皆能具備相應的律學素養,而不得不倚重幕友、書差等輔助人員。

從李啟成、張偉仁等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可知,我國宋代的官員是懂法律的,除此之外的其他朝代就很難說官員是否具備法律素養了。筆者認為,從大環境來說,畢竟孔子的理想是建立“無訟”社會,整個儒家主張的是德治、人治、禮治。因此,關于古代官員總體上儒家化、而沒有掌握法律知識的判斷,是能夠立足的。否則,“無紹不成衙”的師爺現象就無從產生了。

責任編輯: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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