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網首頁>>
數字法治的三維面向
發布時間:2022-03-18 22:06 星期五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網

□ 馬長山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數字化轉型已成為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的核心動力,置身其中的現代法治,也在三個維度上邁向了數字法治。

一、厘定數字政府/數字公民新框架

在當今時代,從衣食住行到生產生活都已全面數字化,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數字身份和數字人格,從而深刻改變了政府與公民的互動關系。

其一,確立數字行政的合理性、正當性。隨著數字政府和數字社會建設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社會事務都要進行大數據歸集和全流程在線通辦,這就會形成數字化公共服務和數字化公共參與的新形態。但也出現了一些挑戰與問題:一是“數字鴻溝”和公共服務的“數字化障礙”,增加了不平等、不公平的社會風險。因此,如何讓技術促進數字政府的公平性、民主性,就成為重要的時代課題。二是自動化行政中的算法決策,固然具有很高的工作效率、一致的標準和客觀的計算結果,但算法黑箱、算法錯誤、算法偏見等問題也難以避免,因此,亟須規制公共算法,促進數字行政和數字治理的合理性、正當性。三是公共數據具有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價值,因此,它一方面應面向社會開放利用,進而克服數據孤島和壁壘,增強數字政府透明性、問責性和民主參與,確保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又要維護數據安全,保障個人信息權利,確保國家安全利益。

其二,確認數字公民權身份。數字時代的公民更多地通過在線方式,按照數字政府流程來辦理申請、申報、審批等各項私人事務;通過在線聽證、在線投票、電子選舉方式參與公共事務和投身政治過程。其在線流程中的身份認證、信息交互、信息處理等,已經超越了人的生物屬性和物理空間,其活動方式也呈現為“屏對屏”的虛實交融狀態,這些都是公民的數字身份、數字表達和數字行為,需要法律的確認和維護。

其三,保障數字人權。一是自動化的不平等,信息鴻溝、算法黑箱、算法歧視等問題越來越突出。二是誘導推送的政治操控。在美國總統大選中,臉書、推特等平臺公司通過抓取、分析大量用戶信息,進行數據畫像和個性化推送,從而操縱選民的意識和行為,英國的脫歐同樣如此,這就侵蝕了公民的自主性和自由民主權利,帶來新型的人權威脅。三是算法決策的勞動操控。算法日漸成為數字社會秩序的構建力量,但它并不是工業機器那種“無意識”替代和控制,而是“有意識”的計算化操控,對“外賣騎手”的勞動計算和控制就是典型一例。四是國家層面開始關注“數字人權”,制定出臺了很多保護政策和規范。

二、塑造數字治理新范式

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交融發展與深度變革,催生了數字治理新模式。主要表現在:

其一,共建共享共治屬性。首先,數字社會的基礎是數據信息的流通、控制與分享,同時加強相應權利保護,這是數字治理的基本準則。其次,代碼成為一種新“法律”,是共建共享共治的根本動力,展現了新型自生自發秩序。再次,各種新業態、新模式和平臺治理中的民間治理規則,倒逼監管部門將其納入國家立法之中,促進了國家與社會力量的秩序共建。

其二,三元結構平衡機制。平臺擁有制定平臺規則的準立法權、管理平臺的準行政權、解決平臺糾紛的準司法權,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它既是社會的power,又是社會的right。這就形成了數字政府、平臺經營者、數字公民(用戶)之間三元平衡的數字治理框架和運行機制。

其三,交互回應型規制。各類平臺規則、代碼等技術規則以及行業規則的規制,重在針對數字經濟發展的紛繁業態和個性化要求,轉向場景化的專項定制,回應性的彈性框架、自主性的多元規約等,來實現類型化、精細化、多元化規則的數字治理。

其四,智慧司法可視。其關鍵是要進行數字化的機制再造和制度重塑,如司法平臺化與分工制約機制改革、司法區塊鏈與訴訟證據制度改革、算法決策與審判監督制度改革等,進而打破物理時空限制,促進司法陽光透明、技術規范、智慧可視。

其五,呈現數字正義。即在國家/平臺/社會的復雜框架中,法律通過數據、信息這一“中介”來分配社會資源、解決社會糾紛、傳遞社會價值,因此信息是權力的中心。此時法律所呈現的不僅是分配正義,而更多地加持了基于分享/控制的數字正義。

其六,堅持以人為本。一是應客觀認識到任何技術應用都是有價值偏好的,需要確立并完善“以人為本”的行業規范和職業倫理。二是不宜把人類的行為及其結果進行過于量化的分析設計,避免數據崇拜和“唯科學主義”的職業傾向。三是在行業規范和職業倫理中,植入法治理念和人權精神,秉持數據正義準則、塑造數據正義觀和保障“數字人權”。

三、構建“數字主權”新形態

網絡空間中的民粹主義,數據黑灰產,犯罪活動等,打破了網絡自由主義的夢想,各國的國家權力也紛紛介入其中,而且越來越演變成大國競爭的政策工具,實施長臂管轄策略。美國就通過“云法”明確規定美執法機構可直接獲取境外數據,同時,應外國政府請求向其提供美國公司控制的非美國人數據,這無疑是規避所在國管轄的“治外法權”。

對我國而言,立法也并未從物理“范圍”或“地域上”來對網絡空間主權進行界定,而是從行為上來規制,展現著數字法治理念下的體系化邏輯,構建了新時代的“數字主權”。一是對網絡空間主權進行價值設定,體現了分享與控制的數字法治價值觀。二是確定了網絡空間主權邊界,即在屬地原則之外確立了效果原則,只要對我國產生社會后果,就納入法律管轄,從而超越了物理邊界來向域外主張網絡空間主權的疆域。三是確立網絡空間主權的規制方式,除國家安全法是關系法外,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都是行為法,構建了相應的規制方式。當然,還需要阻斷外國“長臂管轄”“規避管制”的不當適用,增強網絡空間主權的適用效力,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和制定??傊?,確立“數字主權”是一種時代要求,也是數字法治的重要發展面向。

文章節選自《北大法律評論》2022年第2輯(第21卷)

責任編輯:劉策
国产性色惰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