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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合規法律制度
發布時間:2022-03-23 15:44 星期三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網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蔣安杰

日前,由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北京星來律師事務所主辦的“第二屆星來企業合規高端論壇——企業合規改革回顧與展望”在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陳衛東、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會長胡云騰、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北京星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會議主席趙運恒致辭,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所長謝鵬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作主旨發言,來自檢察機關、學術界、企業界、律師界多位代表參與了主題研討,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程雷主持。

企業合規的改革經驗與實踐成果

陳衛東認為,就繼續推進企業合規改革而言,需要從監管質效、技術應用和制度建設三個維度來著手。首先在監管質效上,應確保合規監管的實質化與專業化。對于涉案企業的合規承諾、整改情況進行客觀公正有效的監督評估是企業合規的關鍵環節和核心內容,為了杜絕實踐中可能出現的虛假合規、紙面合規,防止涉案企業假借合規之機而實施虛假承諾,或者以流于形式的合規整改換取輕緩處理,有必要強化合規監管的能力和力度。其次在技術應用上,應當實現合規監管的信息化和高效化。通常而言,企業合規案件具有參與方眾多,工作流程時間跨度長,涉專業領域廣,職能分工復雜等特點,在傳統辦案模式下,共識互信成本較高,各方在獲取信息時,難免不及時不充分,進而影響合規判斷,在合規評估標準粗疏、數值指標欠缺的情況下,人工審查很難做到公平化、標準化制度,對此有必要在堅持制度探索、積極完善傳統改革路徑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引入信息科技化手段,將企業合規改革與智慧改革深度融合。最后在制度建設上,應當以體系化和立法化為核心目標。企業合規四梁八柱構架已經形成,企業合規建設邁向了新的階段。新階段的任務應該從兩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是在橫向上持續建立健全涉案企業合規管理體系和審查規則體系,尤其是要探索建立關于合規有效性評估的具體標準和方法;第二個是在縱向方面提升制度。在第二批試點結束之際有必要及時總結試點工作情況,研究提出相關立法建議,推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合規法律制度,實現企業合規工作在實質意義上的有法可依。

胡云騰指出,要充分認識刑事合規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第一,企業刑事合規是企業治理領域的一場革命,但刑事合規的概念、條件、要求是比較理想的,與企業治理管理的現實差距是比較大的,要將各界所預想的或者是現在國外已經實施的一些合規制度落實到我們的企業管理實際當中,難度較大;第二,政府、司法機關、理論界對企業合規的認識參差不齊,企業的管理水平各有高低,各地的營商環境存在差異,在這種情況下推行統一的合規模式與標準規范相對困難;第三,企業合規是一個法治化工程,是一個系統化工程,也是一個現代化工程,本質上就是企業治理的現代化、法治化的問題,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參與。

高景峰指出,檢察機關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是貫徹落實中央有關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講話精神的具體舉措;是貫徹好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具體實踐;是實現刑事司法和行政執法雙向銜接,以涉案企業合規推動企業合規,以檢察機關辦案推動行政執法監管的具體舉措。未來,應在進一步總結前兩批試點的基礎之上,全面推開試點,繼續完善相關配套制度,積極研究立法建議。

趙運恒認為,在未來的企業合規改革試點中,應當著力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盡快制定統一的合規驗收標準,標準的制定應當考慮到中小微企業與大型企業的客觀現實差異;二是確保合規整改的長效化,合規整改后的驗收不應成為企業合規的終點,而是企業合規建設的起點。趙運恒建議,現階段的企業合規改革試點應盡可能地更具有探索性,包括對于涉案企業的非涉案風險、有風險的非涉案企業、偵查階段的合規整改以及行刑銜接等方面積累經驗,為立法打好基礎。

謝鵬程對企業合規提出了政策、立法、策略三個方面的期待。在政策方面,一是期待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企業合規改革作出部署,今年將成為中國的合規元年;二是期待政府出臺全面推進企業合規建設的政策,通過合規促進和保障企業自治;三是期待司法機關在合規從寬方針的指引下,堅持依法懲治與平等保護相結合的原則,進一步創新司法政策,指導辦案。在立法方面,期待刑事立法從自然人犯罪治理向自然人犯罪治理與單位犯罪治理并重轉型,這實質上是向市場經濟刑事法律的轉型。在策略方面,期待把企事業合規作為落實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機制,整合行政、司法和行業組織三個方面的力量,全面推廣企業合規。

陳瑞華分享了企業合規不起訴改革的六個前沿問題。一是附條件不起訴模式和相對不起訴模式是當前合規不起訴的兩種模式,實踐效果較為理想。但在相對不起訴模式中,由于涉案企業沒有定罪量刑的強大壓力,就失去了開展實質性合規整改的動力,在缺乏刑行銜接機制的情況下,涉案企業合規計劃的有效實施也得不到行政機關的監管。二是改革中形成了簡式合規模式和范式合規模式,范式合規模式的適用對象是擁有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大型企業,通過整改助其打造符合國際標準的合規體系,而簡式合規模式則可以適用于中小微企業,通過整改可以做到有針對性的制度糾錯和管理修復。兩種模式在將來立法時應予以充分考慮。三是日常性合規管理模式和合規整改模式是我國初步形成的兩種合規管理模式,前者是指企業在沒有違法、違規或者犯罪的情況下,根據常態化的合規風險評估結果,為防范企業潛在的合規風險,開展合規管理體系建設。但是在合規不起訴改革中,涉案企業在面對刑事追訴的情況下,需要采取合規整改模式,針對自身在經營模式、管理方式、決策機制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隱患,進行有針對性的制度修復和錯誤糾正,建立針對性的專項合規體系。四是企業合規整改與自然人從寬的關系問題??梢钥紤]在立法中引入“合規關聯性”的概念,明確自然人出罪的基本條件是他在企業合規整改方面作出積極貢獻,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如認罪認罰、積極配合調查、有效補救挽損、參與合規整改等,這樣才能建立起企業合規整改與責任人員寬大處理之間的因果關系。五是合規監管人制度的問題。合規監管人制度的一種模式是由不同機構的專業人員共同組成第三方監督評估小組,這種模式既保障了第三方組織的專業性,又可以防止出現利益沖突問題,實踐效果較好。另一種模式是由一位律師帶領其團隊成員組建合規監管人團隊,一些經驗豐富的律師確實能夠率領團隊高質量地完成合規監管人工作。我們需要對這些改革經驗進行總結和評估,在立法時吸收較為成熟的實踐模式。六是企業合規的刑行銜接問題。檢察機關推動涉案企業合規整改的局限性源于當前專項合規、刑事合規、合規激勵的局限性,基于整體主義行政處罰的觀念,可以探索建立“檢察罰”和“法院罰”制度,分別賦予檢察機關在刑事程序中、法院在審判程序中享有行政處罰權,避免還要通過檢察意見、司法建議讓行政機關再處罰,這樣就可以把刑事合規和行政合規無縫銜接起來,發揮持久的監督和激勵效果。

企業合規的立法完善與推進建議

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教授時延安認為,將以往立法經驗為參考,設計單位合規不訴實體條件需要考量三個方面的因素:犯罪行為以及后果的輕重程度,即在能夠反映社會危害性的客觀事實較輕的情況下適用合規不訴。不過,法律進行規范表達時,是從刑罰的角度設定“標尺”的,就是將一定量度的刑罰作為尺度作為是否可以適用合規不訴的實體條件。從這個角度設計,實際上體現了刑罰的報應觀念;犯罪嫌疑人或單位的可譴責性和再犯可能性,即犯罪嫌疑人或單位表現出較低的可譴責性且再犯可能性很低的情況下,從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單位的角度出發,對其進行不起訴處理。這個角度實際上體現了刑罰的特殊預防觀念;從刑事司法的運作規律考慮,適用不起訴更符合刑事司法的效率、能夠節約訴訟成本。這個角度不會出現在法律條文當中,但卻是立法頗為關注的考量因素。

就單位合規不訴的實體法設計來講,是否以及如何參考以往立法經驗,就要全面權衡和選擇??赡艿穆窂桨ㄋ姆N:傳統的做法,就是參考單位中自然人不起訴的做法,以對單位的罰金刑數額確定;只考慮預防,不考慮報應,就是從犯罪嫌疑單位的改善考慮,當其表現出強烈而真實的合規意愿時,就適用合規不訴;不確定明確的“門檻”,由檢察機關綜合犯罪嫌疑單位的犯罪行為及情節和改善意愿進行判斷;進行相對實質的界定,即從報應的角度看,單位實施的犯罪行為及后果較輕,從預防的角度看予以刑事制裁的必要性較弱,且其具有明顯且真實的合規意愿,同時設定“負面清單”即規定不予適用合規不訴的情形,包括犯罪行為是否造成不可挽回的社會后果,如環境污染罪造成人身健康損害,多次實施犯罪,以違法經營為主,存在明顯違法組織結構,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奮飛指出,企業合規改革的深入推進,需要對刑法、刑事訴訟法進行及時的修改,并在吸收和借鑒企業合規相關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司法推動企業合規建設的制度創新和成功做法加以固定和確認,以促進中國特色的企業行為規制制度的發展完善。

就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而言,應在“特別程序”一編中確立“單位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作為第六章?!皢挝恍淌掳讣V訟程序”除了包括單位附條件不起訴等核心條款以外,還涉及辦理單位刑事案件的方針與原則、訴訟代表人、強制處分、責任主體分離追訴等基礎條款,以對單位刑事案件的訴訟程序進行“全流程”規范,從而徹底改變“以自然人為中心”的刑事訴訟程序格局。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副主任孫鵬結合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工作實際,分享了企業合規改革的三點經驗:一是嚴把入口,開展合規必要性審查工作;二是啟動前置,在引導偵查階段開展合規工作;三是與少捕慎押相結合,充分利用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涉企案件一般均屬于經濟類案件,人身危險性較小,對在引導偵查階段已經證據完備,事實清楚,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案件盡量作出無逮捕必要的決定,同時,對于已作出批準逮捕決定的嫌疑人,如在捕后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也應及時啟動羈押必要性審查,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

北京大成(鄭州)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李紅新結合合規試點的基層經驗提出了建議。第一,適用企業范圍。同樣性質的類似案件,如果罪名、數額、情節等基本一樣,就不應再區分企業規模大小、利稅多少、員工數量,應該一視同仁地適用合規處理;第二,企業與企業家的責任問題。企業家如果被判處刑罰,雖然企業免責了,但是這個企業仍然會受到很大的影響,甚至倒閉,即便不倒閉,也會受到招標、市場開拓等一系列的限制,這個問題如何平衡,值得探討;第三,輕重罪的適用問題。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于一些情節輕微的案件,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北京星來律師事務所副主任王唯寧提出,第三方監管是企業合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當前第三方監管的專家選任標準、異地合作機制、工作流程尚不明確,亟待統一和細化。同時,驗收標準已經成為改革中的“老問題”,雖然就不同罪名、不同企業的合規計劃都在逐漸科學化,但需要更為明確的標準對合規計劃進行驗收。比如我們在北京做的第一起案件,以ISO:37301、最高檢等九部委指導意見為依據做了12大項65小項驗收細化的標準,然后按照一定的原則對不同項目進行賦值,并最終量化驗收。所以,不僅是合規計劃的標準化問題,更主要的是標準化的合規計劃的驗收標準問題。

最后,企業合規改革中要建立完善行政與刑事銜接機制,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激勵與監管的關系,實踐中,環保、稅務、證券等領域已經展開了立體監管,尤其是證券領域已經適用了從監管到獎勵的雙重機制,這些做法和經驗值得總結和推廣。

責任編輯:薛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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